有许多人——我指的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——仅仅生活于过去；而另一些人又沉湎于未来，总是忧心忡忡，愁思满腹。很少有人能够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。
那些寄希望于未来，为之奋斗并仅仅生活于未来的人，对那些即将来临的事物总是翘首以待，急不可耐，仿佛这是某种一经到手便可获得幸福的东西，尽管那些人聪明绝顶，气度非凡，严格地说，不过像人们在意大利看见的短尾猿，一种希望最终得到的冲力支撑着他们，使他们始终急急忙忙，紧追不舍。那事物总是恰好在他们的前面，而他们则一直试图得到它。这种人就其整体存在而言，他们置身于一种恒久虚幻的情境之中；继续不断地生活于一种短暂的临时状态，直到最终走完其人生的旅途。
因此，我们既不应该让未来牵挂而思绪不宁、焦虑期盼，也不应该沉湎于对以往事物的追悔惋惜，而应该牢牢记住：唯有现在才是实在的，确定的；未来总是无一例外的使我们的希望落空；过去也常常与我们曾经预料的相去甚远。
总之，无论是未来还是过去，都不及我们所想象的。同样的物体，由于间距，在肉眼看来要小一些，但思想则可以把它们想象得很大。只有现在是真实可行的，它是唯一富有现实性的时刻，正是在这绝无仅有的时刻，我们的生存才是真实的。因此，我们应当永远为此而充满欢乐，给它以应有的欢迎，并尽情享受这每一时刻——由于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而摆脱了痛苦和烦恼——之快乐。倘若我们对过去希望的落空而愁眉不展，对未来的前景而焦躁不安，我们将无法做到这一点。
拒斥当下的幸福时刻，或由于为陈年往事懊恼及对未来忧心忡忡，而妨碍了眼前的幸福，均属愚蠢之至。当然，人一生中总有深谋远虑和抱憾终身的时候。但是，往事一旦成为历史，为缓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就应该想想，逝者如斯，而向它道声再见——必须克服心灵对过去发生之事的悲伤，而保持心情愉快。至于未来，我们只能认为它超乎人力，唯有神知道——实际上此种事只在神的掌握之中。至于现在，则让我们记住塞涅卡的忠告，愉快地度过每一天，我们的全部生命仿佛就在这每一天中：“让我们尽可能愉快地迎接它，这是我们唯一真实的时刻”。
只有那些必然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降临于我们的不幸才会侵扰我们，然而，能够对此作出完满说明的又寥若晨星。因为不幸或灾难有两种类型：或者仅仅是一种可能，哪怕是极大的可能；或者是不可避免的。 即使是那些必不可免的灾难，其发生的具体时间也是不确定的。一个人倘若总是处于一种戒备状态，那么，他便永无安宁之日。
于是，一个人心灵的宁静越是不为恐惧所侵扰，就越是可能为欲望和期许所骚动。这便是歌德那首诗的真实含义：“我已抛却一切”。一个人唯有当他抛弃一切虚伪自负并且求知于非文饰的、赤裸裸的存在时，方可达到心灵的宁静。而这种心灵的宁静正是人类幸福的根基。心灵的宁静！那是任何片刻享乐的本质。并且，人生之乐稍纵即逝，须抓紧当下的分秒片刻。
我们应当不断地记起，今日仅有一次且一去不返。我们总以为明日会再来；但是，接踵而至的明日已是新的一日。并且，它也是一去不复返的。我们常常忘记每一天都是一个整体，因此也是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个部分，而是习惯于将生命看做一个观念或一个名称——这些观念或名称是无法体验的——倘若如此，包容个体于自身之中的生命便遭到了破坏。
在那些幸福而充满生气的美好的日子里，我们应当尽情地欣赏和享受；即使在悲苦忧愁的时候，我们也应当回想那过去的寸寸光阴——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它们似乎远离痛苦和哀伤——是那样地令人妒羡。往昔犹如失去的伊甸园，只有在此时，我们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它们是我们的朋友。然而，我们欢度幸福时刻却不珍惜它，只是当灾难逼近我们时才希望它们归来。无数欢快和愉悦的时光都消磨在无聊的事务之中；我们常常因种种不愉快的琐事而错过这些愉快的时刻——即使它们决非平凡普通——往往被漫不经心地打发过去，甚至急不可耐地置于一旁，而它们正是我们应当引以为豪的时刻。
——摘自叔本华《悲喜人生》
亚瑟·叔本华（德语：Arthur Schopenhauer，1788年2月22日－1860年9月21日），德国著名哲学家，他所开创的唯意志主义及生命哲学学派对近代的学术界、文化界影响极深。叔本华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费希特、谢林、黑格尔等取消物自体的做法，他继承了康德对于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，并认为它是可以通过直观而被认识的，且将其确定为意志。叔本华认为，意志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，它同时亦包括所有的理性与知识，人们只能透过沉思来摆脱它。叔本华把他著名的悲观主义哲学与此学说联系在一起，认为被意志所支配最终只会带来虚无和痛苦(这一个观点与佛教非常相似)。他对心灵屈从于器官、欲望和冲动的压抑、扭曲的理解啓发了日后的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。
